中国作家获不了诺奖的根本原因是：不爱国

马陌上

    高行健的获奖拉高了华语作家的整体行情。也就是说，从2000年之后，华人（绝大部分是中国人）突然觉得，诺奖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——这种普遍高涨的预期激发了媒体的想象力与热情：总是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在各类媒体的组织下，集体抒发着对诺奖的旷怨之情。跟股票走势图一样，低位震荡了这么多年，总该探底回升了吧？

    尴尬的是，当印度与土耳其的穷兄弟已得到瑞典方面的垂青，我们——第三世界坐头把交椅的人，却并未在这次板块轮动效应中获益。当萨伊德的“东方主义”撼动了西方文明的底座时，中国作家并未插进自己的撬杠。也难怪，“忧伤”“孤独”的只是伊斯坦布尔、布宜诺斯艾利斯这类不长进的城市，北京和上海永远都是笑哈哈的。

    当然，后进国家的作家们，碗里并不是非得盛着“后殖民”这块鱼干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国学的一路冲高跟少林功夫的一路走红一样，并不会给有意冲击诺奖的中国作家提供智力和声势上的支持。也就是说，当全球的孔子学院比可口可乐的灌装厂还多的时候，瑞典文学院也不会按人口比例来增加汉学家评委的名额。

    本着对这条规则的清醒认识，马悦然迅速在中国当红。据马本人讲，他每月都能收到至少15封来自中国的信件，热情的中国作家不但一遍又一遍地寄上他们的大作，而且暗示他能否翻译成瑞典语，并且在评奖时适当考虑一下。

    在意识形态方面推诿多年，我们终于回到了中国特色的理路上：人情。嗯，文学于是变成了文学公关活动。而媒体，也开始习惯于从马悦然在中国的行踪上捕捉信息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李锐终于取代了莫言，成为离斯德哥尔摩最近的人——而此前多年，因为“不得毛遂自荐”这项规则，与有荐举权的大江健三郎关系非同寻常的莫言，则被普遍视为“半只脚已经踏入了诺贝尔的庭院。”

    但是，当2007年，诺奖在第三世界巡游半圈，重新回到西方一位女权主义者怀里时，我们开始怀疑：不论山东高密，还是晋中农村，除了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和一如既往的淳朴民风，到底还有些什么？农业意义上的土地，到底还能否为这个GDP高速增长的工业国家提供精神上的庇护？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回答，那么，我们宁愿将此视为一种高级的乡愁。

    考察诺贝尔遗嘱中有关文学奖的话语：One part to the person who shall have produced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.意思也就是，奖只发给那些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、最杰出作品的人。尽管每年的颁奖词都云里雾里，但可以看出，终未偏离他老人家设定的方向。

    如果说“杰出作品”可以勉强理解为语言和文体意义上的，且能够模仿得来，那“理想倾向”则似乎是天生的。因而，当我们依次抱起乔伊斯、法国新小说、昆德拉、博尔赫斯的左腿和右腿，梦想从他们花哨的技巧中寻求一些写作的秘诀时，却无奈地发现，他们因不具备“理想倾向”而曾经或正在被挡在诺贝尔的庭院外。这个重大发现令奉行先锋主义写作原则的作家们也萎顿了下来。而他们的信条也开始破产：文学不是写什么的问题，而是怎么写的问题。

    时至今日，标榜纯文学写作的作家们便呈现一种两极态势：占据了主流文学期刊的地县势力，在民俗与人性的浅白道路上越走越远；占据了文学网站的先锋中年，则越来越貌似荣格的信徒，咿咿呀呀失语的同时，闭眼过起一种冥思生活。

    而对中国社会的真正脉搏，他们都识趣地抽走了手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国作家获不了诺奖的根本原因是：不爱国。